第五，中国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合作。

2003年中国有接近40%的贸易高增长率，2018年已经只有个位数增长，今年肯定是负增长。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着巨大挑战。

我当时提2026年到2028年中国经济会下降到5%的增长平台。之所以会导致生产中断，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海外订单取消，产品出口需求下降。富人财富的增长不带来消费的增加，但是穷人和大量低收入群体缺乏消费的购买力。新冠疫情就是下坡途中的一个大坑。2.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影响 清华比较早测算了1到2月份消费需求受到的冲击，消费大概会因新冠疫情减少1.38万亿，实际上除了基本需要以外，很多消费都停下来了。

第三，改善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中国股市长期不振，发行市场经常间歇性停摆，最大的问题是高科技等高风险行业和轻资产行业很难得到资金支持，没有抵押品，银行不会给钱。改革政策应着力于放松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因此，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第二，与大萧条时期不同，疫情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不会持续。第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改革政策要解放思想。从新反应模式角度看，正如我们1月份研究报告中专门强调的，新冠病毒影响人们的健康，而真正影响经济的则是为了防控疫情而不得不采取的社会反应模式，这些不得不采取的防控措施，包括类似中国的社区和出行管控，也包括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举办大型群体活动、禁足令、社交距离、关闭商铺、学校停课、航班减少甚至停飞，等等。

进入 滕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经济萧条 。一旦出现总体的生产过剩，就会造成大量失业、消费低迷，再加上股市暴跌、投资萎缩，使经济出现了长时期的衰退。

对企业而言，虽然造成收入巨减、利润恶化、甚至资金流动性困难和供应链中断，但是并未伤害到大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虽然近代经济史上各国走出经济衰退的方法、路径各不相同，但每一次真正拉动经济走出衰退，都离不开技术创新引领的新供给扩张。澳大利亚也于3月12日宣布一项176亿澳元的财政计划当前，一季度各项经济数据即将公布，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受冲击而关闭的情况将在二季度逐步显现，因居家隔离形式潜藏的实际失业情况也将在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后逐步暴露出来。

本次疫情爆发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但是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国际对话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看来，如何在灾难开始的时候不盲目乐观，而在灾难高峰时不过度悲观，人们还是需要不断积累经验。中国的疫情防控虽然短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无疑是成功的。第二，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发挥大国稳定作用。

无论是走在纽约，还是伦敦的大街上，现在人们都像是走进了电影灾难片，即便在疫情已经受控的北京，人们看到的仍是街道两侧很多个体经营户门前贴着留有工商所电话的复工条件通知，每个小区、胡同都封闭管理，进出口站着维护秩序的人员，其间的居民持通行证才能通过。受疫情影响，中国服务业一季度出现比较严重的负增长。

经历过二战以后几十年的逆周期管理经验积累，尤其是美联储经格林斯潘、伯南克两届主席日益精准成熟的调控艺术积累之后，2020年，面对本次新冠疫情的经济冲击和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反映更加迅速、更加协调。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和全球股市暴跌，各国纷纷及时采取了降息举措和大规模的财政救助计划。

1929年大萧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前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供给结构老化所造成的产能过剩。无论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还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都曾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稳定作用。从新疫情的角度看，目前海外疫情仍处于快速扩散期，病毒的传染性超出了各国的预期。3月30日，从上海出发、满载疫情防控物资的商用飞机降落纽约机场，据了解，后续还将有几十驾次飞机从中国起飞向美国运送疫情防护物资，类似的中美合作对于全球战胜疫情、稳定全球供应链、提升全球信心、推动经济复苏更是至关重要。比如让美国经济彻底走出了1987年股灾后的经济危机的，其实是1990年代的生物制药、新材料、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如今全球的产业结构比1929年复杂百倍，不仅有二战以后的石油化工业、通信产业，1990年以后的电子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现代制药等新兴产业而也不断壮大，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金融、健康等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各行各业的供需变化虽然彼此相联系，但此消彼长、遵循各自的规律和节奏，若非疫情这样的冲击，已经很难出现各行各业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向下共振的情况。

积极财政政策要用创新办法打开收支空间。从新反应模式角度看，正如我们1月份研究报告中专门强调的，新冠病毒影响人们的健康，而真正影响经济的则是为了防控疫情而不得不采取的社会反应模式，这些不得不采取的防控措施，包括类似中国的社区和出行管控，也包括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举办大型群体活动、禁足令、社交距离、关闭商铺、学校停课、航班减少甚至停飞，等等。

对企业而言，虽然造成收入巨减、利润恶化、甚至资金流动性困难和供应链中断，但是并未伤害到大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经济数据看，短期冲击也堪比萧条：1930年大萧条，美国GDP年度增速最低为-23.1%，而现在机构对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在-25%左右。

3月20日，政府将为无法工作的人员支付80%的薪酬，在最初的三个月里，每月最高2500英镑，经济救助规模占2019年GDP比重约为16%。3月15日，再次下调100BP至零利率。

一旦出现总体的生产过剩，就会造成大量失业、消费低迷，再加上股市暴跌、投资萎缩，使经济出现了长时期的衰退。全球各地类似这样的场景，的确难免让人想起萧条二字。相反，一旦疫情受控，供给短期即可恢复，需求也会在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内逐步复苏。图1 中国和美国新冠疫情新增病例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WIND，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减少群体性活动、减少出行和近距离接触，疫情就会短期受控。

第二，与大萧条时期不同，疫情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不会持续。如今看来，不论是盲目乐观者还是过度悲观者，都是没有找到适当的评估标准，因而或对短期心存幻想，或对长期过度悲观，更有一些甚至影响了决策的及时性。

1929年大萧条时期，欧美等国家仍然以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纺织、铁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各产业关联性强、抗风险能力差。3月17日，发布3300亿英镑的政府贷款计划，并直接向企业提供200亿英镑的税收减免和资金补助。

虽然本次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比欧美要早两个月，但相对而言，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行动较快，而在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矜持。那么如何应对短萧条呢？ 第一，救助、恢复政策出手要快。

此次，消费和服务业不仅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而且也是疫情结束后复苏最慢的。第三，各国政府的逆周期调控能力与国际合作。欧美等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和行为模式虽然与中国有所不同，但是最终也不得不采取类似的疫情防控模式。本次疫情冲击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发生在近几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但是反对隔岸过火、以邻为壑，坚持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的政策，则是有利于全球经济，也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

3月25日，德国议会授予政府紧急状态权利，允许无限制发债，同意暂停债务上限，同时拟推出一项用于救助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民生政策，计划总预算为500亿欧元，累计财政救助规模占GDP比重高达22%。这与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缺乏应对经验和应对手段截然不同：彼时，一方面金本位制限制了各国央行发挥稳定作用的空间，另一方面，逆周期货币宽松政策化解流动性风险的经验尚未成熟，也没有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的一致行动，直到1933年罗斯福新政才逐渐摸索出一些恢复经济的方略。

此次，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给约束都是权宜之策，疫情受控以后应该尽快取消，全面减少行政计划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消除计划经济遗留的沙砾，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各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针对这种错误的评估方法，我们曾在1月31日发表文章《评估疫情影响、考虑应对之策，不能刻舟求剑》，强调必须从新疫情、新社会反应模式、新的经济结构来评估疫情影响，呼吁稳增长的应对之策刻不容缓。

反之，当老化供给主导了供给结构，一个单位的供给会创造越来越少的有效需求，结果当总供给逐渐超过总需求，经济增速下行。这一方面或出于更长期的结构性考虑，另一方面也与决策体制、经济决策效率和决策谨慎习惯有一定关系。